該“撲滿”質(zhì)地為泥質(zhì)灰陶，呈扁圓狀，素面、薄胎、平弧頂、圓鼓腹，近底足內(nèi)斂，平底微凹，外觀近似半球形。器身通高9.5厘米，最大腹徑14.5厘米，底徑9.8厘米，頂部一側(cè)面開一長4.5厘米、寬0.4厘米的長方形狹孔，頂部正中為一圓形小孔，孔徑1.4厘米，器身有多圈同心圓平行線痕跡，輪制加工形成。

“撲滿”是我國古代儲存錢幣的一種盛具，即現(xiàn)代儲存錢幣的陶罐。漢以前稱之為“缿”，自漢代始稱“撲滿”。秦代竹簡《關(guān)市律》中記載：“為作務及官府市，受錢必輒入其錢缿中，令市者見其入，不從令者貲一甲�！痹摋l律記載了當時商販在買賣交易中，所收錢幣必須投入“錢缿”里，以便官吏統(tǒng)計收入，按比例納稅。此時的“缿”不僅具有暫時代存錢幣的功能，還具有記數(shù)“衡器”性質(zhì)的功能，可稱為盛錢器或衡錢器，已初步具有儲錢器的形式。漢至唐代，陶制“撲滿”成熟流行，后逐漸趨于扁平化，腹徑大于通高，整個器形呈扁圓形。宋元之后，隨著紙幣的出現(xiàn)，“撲滿”逐漸減少，制作的器形也有了很大變化。到了明清時期，撲滿的功能逐漸退化，但仍然存在于大眾化的社會生活中。由此可知，“撲滿”從開始出現(xiàn)到形成與發(fā)展，距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。它最早出現(xiàn)于秦，成熟于漢魏，興盛于唐宋，延續(xù)至明清，現(xiàn)今被稱為“存錢罐”。其材質(zhì)多樣，有陶制、瓷制、竹制等。各地的稱謂也有所不同，北方稱悶葫蘆罐，南方則稱啞巴罐。此次出土的“撲滿”為泥質(zhì)灰陶，器形制作工整，簡樸豐滿，為漢代器物。

漢代是我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第一個鼎盛時期，國富民強，經(jīng)濟繁榮，百姓日常生活有所結(jié)余。為儲存之便，即用陶土制作成罐形或匣形器具，頂端開一可放進銅錢的狹口，有零散銅錢即投擲其中，也有在其正中或腹部開一孔，便于穿繩懸吊。漢代劉歆《西京雜記》卷五記載：“撲滿者，以土為器，以蓄錢，有入竅而無出竅，滿則撲之。”“撲滿”存裝錢幣只有入口，沒有出口，錢幣裝滿后，將其敲碎方可取之，因“滿則撲之”故名“撲滿”。

“撲滿”自產(chǎn)生后，因其“滿則撲之”的特性，被歷代文人墨客賦予“為民應勤儉節(jié)約、為官應清正廉潔”的行為規(guī)范和道德標準�！段骶╇s記》卷五記載，漢武帝時期著名丞相公孫弘，年輕時家境貧寒，出身鄉(xiāng)鄙，后在京師考試中被錄為博士。上任前鄉(xiāng)里友人鄒長倩贈與他三件物品，其中一件就是“撲滿”，并贈詞：“土，粗物也，錢，重貨也，入而不出，積而不散，故撲之。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，將有撲滿之敗，而不可誡歟？故贈君撲滿一枚。”鄒長倩以物喻人，講了兩個為人處事的道理：一是錢財雖貴，但不可只聚不散，只進不出，否則必遭“撲滿”之敗；其二，無論做什么事，都要日積月累，方可成大器，方作大用。鄒長倩借“撲滿”之意提醒公孫弘要謙虛謹慎，不驕不躁，否則必遭“撲滿”之禍。公孫弘位居丞相后，節(jié)儉律己，廉潔奉公，用自己俸祿節(jié)省下的錢建設東閣客館，招納賢才，供國家選用。司馬遷《史記》記載：“故人所善賓客，仰衣食，弘奉祿皆以給之，家無所余�！惫珜O弘為官清廉、散財而行利國利民之事，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廉政佳話。

唐代著名政治家、宰相姚崇《撲滿賦》寫道：“謙以自守，虛而能受�！迸�判某些人貪婪和自滿的惡習，同時告誡自己子孫后代為人、為官之道。唐代齊己在《撲滿子》中說：“只愛滿我腹，爭如滿害身，到頭須撲破，卻散與他人�！币浴皳錆M”的最終結(jié)果警示他人。

古往今來，人們用“撲滿”存錢，也因“撲滿”得到警示，還通過“撲滿”領(lǐng)悟為人處世之道。它無聲地倡導著勤儉節(jié)約、清正廉潔之風�！杜f唐書·魏徵傳》記載：“以史為鏡，可知興替，以人為鏡，可知得失�！彼未�名臣包拯曾說：“廉者，民之表也；貪者，民之賊也�！笨v觀歷史，凡是崇尚勤儉、清正廉明的時代，必然繁榮昌盛、長治久安。反之，窮奢極欲、官風腐化的時代，終會衰敗不堪、社稷傾覆。

“撲滿”因其特殊的形制和功用，在日�？脊虐l(fā)掘過程中極少發(fā)現(xiàn)完整的實物。這次出土的“撲滿”器型規(guī)整、保存完好，在焦作地區(qū)考古工作中尚屬首次發(fā)現(xiàn)，是一件難得的文物精品，也為研究焦作地區(qū)的漢代文化和貨幣儲藏方法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。

本文刊登于2020年2月18日

《中國文物報》第7版